有人曾说，不同代际的人最大的观念之别体现在性上;通过本文主人公淑婵的研究调查，我们或许可以看到时代的变迁。淑婵，这个1992年出生的年轻女孩，奔赴全国寻找有过堕胎经历的90后女性，听她们讲述这段私密的往事，为她们拍照。 2014年冬天，快从大学毕业的淑婵有了关于毕业设计的最初想法，但几乎没有人相信她可以完成。她要找30位有过堕胎经历的女性拍摄裸照，再记录下她们的堕胎故事，她为这个毕业作品取名为《孩子，你是这样离去的》。 小珊，1994年出生，堕胎时陪她的闺蜜在门外大哭。2014年12月17日，淑婵在社交网络上发布了自己的招募文字，配图是为朋友小彤拍摄的裸照。照片中的小彤手拿一张B超图。那是一年前她偷偷藏下来的照片，用画框裱起来。在上一年的12月17日，她去一家小诊所药流了一个多月大的“孩子”。那时候小彤22岁，在学校意外怀孕了，男友不敢负责。小彤拍照时的想法是：“在你第一个忌日，我想与你合张影。” 招募信息发布后的第一个晚上，淑婵就收到一个愿意被拍摄女孩的短信。她叫小珊，两人用短信聊至深夜。小珊在手机里记下：“遇到了这个世界上最好听的名字，淑婵。”一周之后，淑婵先与小珊见了面。1994年出生的小珊，一年前做了人流手术。手术前一天，前男友喝醉了打给她，就说了一句：“不要恨我。”后来也没有勇气陪她去医院。当她进手术室时，陪她的闺密在外面大哭。之后的一年里，她饱受后遗症的折磨。小珊手术前一天，前男友喝醉了打给她，后来也没有勇气陪她去医院。鬼节的时候，小珊的现男友陪着她，到处买衣服烧给“小孩”。“有时候我会想，如果当初不放开TA，TA已经会看着我笑了吧，会知道我是TA的妈妈了吧。”小珊对淑婵说。告别的时候，子宫炎症导致的小腹疼痛让小珊直不起腰来。关上电梯的瞬间，淑婵在电梯里大哭起来。 天使，1990年出生，四处借钱做完人流随后她又赶回北京，给已经见过面的“天使”拍照。1990年出生的“天使”是个天主教徒，19岁还是高中生时，意外怀孕。当时她的第一反应是：“我孩子的爸爸怎能是这个人，我要和他分手!”她并不喜欢当时的男朋友，心里挂念着另一个暗恋了6年的男孩，直到现在，她还保留着他当时送的手链。她和男友是四处借钱做完人流的，听当时在场的人说，手术后意识模糊的她，抬手给了男友一个耳光。她如今已不记得那天是几号，跟“孩子”有关的一切，她都没有留下。从那之后，她再也不敢去教堂做告解，她相信每一个来到身边的人都是上帝安排好的。“孩子不是用来打掉的，是用来生下来的。即便去最好的医院，找最好的大夫，吃最好的补品，那也都不是最好的。最好的其实是，让这个孩子从来没有存在过”，“天使”对淑婵说。 喵喵，1993年出生，堕胎是成长过程中比较好的经历。在大多数采访对象中，未婚女性都会谈起失去孩子的痛苦，22岁喵喵是很例外的一个，她跟淑婵说：“有时我甚至会觉得，这(堕胎)是我成长过程中比较好的经历。”她是在18岁时堕的胎，彼时生活一片混乱。和堕胎并行的，还有在医院做癌症手术的母亲，和即将到来的高考。喵喵发现自己怀孕时，本来有点窃喜。但她和男友都认识到无力抚养小孩，于是决定堕胎。这件事情被高考的紧张感冲淡，直到很久之后才会想起来。因为这件事情，喵喵和男友的关系反而更好了。没有出生过的孩子，变成了他们之间的纽带。直到目前，手术似乎也没有给她带来身体伤害。“我觉得有些女孩之所以因为失去孩子而痛苦，其实是因为没有得到男方对她付出的肯定，因而将其归结为失去骨肉的痛苦”，淑婵说。 骁红，1992年出生，流产因为孩子的父亲不是他。她又去重庆和骁红见了面。两人同为1992年出生，聊起来没有拘束。编剧专业出身的骁红，每句话都像抒情散文。在高考复读那年，骁红爱上了为她补习的老师。老师大她十岁，已婚。上大一时，骁红独自去西藏，遇到另一个男孩，怀上了她的孩子。从怀孕之初，骁红就没有考虑过是否要留下这个小孩，因为“孩子爸爸不是我爱的老师。所以TA生下来一定会秉承那个西藏男孩的幼稚自私。如果是我老师的就不一样了，TA一定会很有灵性、很追求美、很向往自由”。骁红想，如果怀上的是老师的孩子，克服万难也会留下。拍照的时候，骁红抱着一本记录着对老师感情的日记本，上面写着：“太阳和石头永远都是情人。”如果怀上的是老师的孩子，她说克服万难也会留下。 Kym，1990年出生，流产是个清醒的选择。淑婵还遇到过1990年出生的Kym。Kym在美国读书时，通过微信“附近的人”认识了David，并对他产生了爱慕。但David已经结婚了。美国的生活一直不太顺利，在Kym回国前的最后一晚，她与David发生了关系。一个月之后，她发现自己怀孕了。时空的自然断裂，让Kym一直都很清醒，她自己吃了流产药。被拍摄时，Kym拿起波伏娃的《第二性》，在最艰难的日子里，她一直在读这本书，“感觉是它为我那段人生画上了一个句号。” Shelly，1991年出生，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。毕业展览完成了几个月后，Shelly才找到淑婵。1991年出生的Shelly，在她面前数了数和自己发生过性行为的陌生人，三十多个，大多是通过社交网络认识的。她怀孕了，在手术前仍不知道“孩子”的父亲是谁。最后，是作为妇科医生的母亲亲自给她做了堕胎手术。其实，母亲常常跟她讲不安全性行为可能会有的后果，也告诉过她堕胎可能会有的伤害。但就像一种无法控制的反叛，Shelly需要靠这样的方式来抒发自己由来已久的压抑。“她情绪上一直很开心，跟我讲怎么认识这些男生”，淑婵笑笑：“一直讲到她姐姐问，你真的不打算要这个孩子吗，她才在我面前流了泪。”今年八月，淑婵路过李银河的讲座，听到她说：“现在的年轻人已经可以把性看成一件美滋滋的事情了，但对性用品的需求是被压抑的。”她又想起了Shelly。 淑婵的项目还在继续，她想可能再做十年也不一定。她现在特别希望自己可以早点结婚，早点有小孩，女孩们的故事让她觉得这种安全感来之不易。她很认同女权主义者们告诉她的：“任何一种避孕措施都不能保证100%，女孩意外怀孕了，社会道德不应该再给她一个枷锁，成为一个罪人，女性应该有自主的生育权。身体是亘古久远的战场，福柯说权力和政治大规模地宰制和包围着身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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